在张珂看来，将主旋律电影跟商业类型片相融合，是一个必然趋势。“电影作为大众艺术，除了要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，还应该有较强的经济效益。让更多观众，特别是年轻观众愿意去看，是当代主旋律电影必须要达到的一个目标。将主旋律价值观和类型片的叙事、视听语言相结合，是这几年中国电影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。”他认为，要本着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创作理念，去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，比如《革命者》中集父亲、丈夫、老师等不同身份于一体的李大钊。这里有拉美联盟，有会跳家乡舞的家乡人，在这一层面上或许会引起苏莱曼对家和身份的认同感。但与朋友的会面，乃至早前与出版商的会面之后，苏莱曼便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巴勒斯坦的战争，或者说没有人真正关心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战争，哪怕他们知道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。苏莱曼清楚的意识到人类的个体意识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，但更另苏莱曼无所适从的，是他所的面对那些充满活力、大放异彩的年轻个体（纽约的电影学生和巴勒斯坦的舞池年轻人），这些鲜明的个体又以及其和谐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，一个看似松散却又无比强大的群体，他们强烈的表达方式和进步使得苏莱曼失去了定义的标准，这也是苏莱曼在有生之年都难以实现的对“群体”和“身份”认同的追求，就像他在有生之年都难以见到巴勒斯坦的和平一样。至此，苏莱曼意识到自己不仅在空间上身处异乡，更在个体发展的时代上失去了精神的连接与归宿，在影片结尾他望着舞池里的年轻人时，也一定会意识到，其实自己就是巴勒斯坦。